中国呼唤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读《穷人的银行家》

一、《穷人的银行家》告诉了我们什么

    读穆罕默•尤努斯的《穷人的银行家》是因为我的导师程漱兰教授的要求，然而这本书对我的触动和鼓舞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穆罕默•尤努斯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提出了“小额信贷”运作模式，并身体力行，在孟加拉国以及许多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一书，向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同事为帮助穷人解决贫困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们通过建立格莱珉银行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来解决穷人因为缺乏资金而持续贫困的问题，而格莱珉银行又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所提出的“小额信贷”，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公益性动机+市场化运作”（程漱兰，2006）。

    尤努斯在《穷人的银行家》里描述了“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与“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的产生的机理与特点，让人们看到了解决贫困的新的角色和组织，那就是“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与“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他们帮助穷人解决贫困问题，发挥了政府应该起到而没有起到的作用。

    贫困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尤努斯认为消除贫困是一件事关意愿的事（尤努斯，2006），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地重视贫困，因为世界上所谓的上层从来没有感到贫困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贫困总是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贫困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从古到今都有人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例如，有的慈善机构和组织向穷人发放捐款，可是穷人花光了钱还是改变不了贫困的状况，所以说贫困不是慈善事业所能改变的，尽管慈善让我们变得心安理得。“授人与鱼” 不如“授人与渔” ，给穷人钱买东西吃，不如给穷人钱让他经营谋生。前者是我们许多人愿意的，因为很简单；后者是我们许多人盼望的，却很少人去做，因为需要持久的关心。

    那么尤努斯又是怎样解决贫困问题的呢？“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和“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

    目前的市场经济，对于穷人或者老年人，既没有提供经济上的机会，也没有提供医疗与受教育的途径，因此尤努斯认为，政府应从执法、司法和国防体系以外的部门撤出，让一个有社会良知驱动的民营部门来接管它的其他功能（尤努斯，2006）。

    尤努斯建立的“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就是一家“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和一般的民营企业不同的是具有社会良知，它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同时它也是一个企业，它要赢利，它的雇员不仅仅为帮助穷人的理想所激励，也为良好的薪酬和福利所激励。格莱珉银行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它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运作来生存，这是它和其他慈善机构的区别。

    （二）“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

    尤努斯认为，企业家应该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回报最大化两种成分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原则。社会良知也能够像贪婪的欲望那样烧灼人，如果让他们在市场上发挥作用，去解决社会问题，就会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和平，更为平等（尤努斯，2006）。“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领导着“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去解决公有部门无法胜任的社会问题。他们一方面为穷人服务，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存活下来。他们介于寻求个人收入的资本家和社会良知驱动的活动家之间，用市场化的行为来追求社会回报最大化，他们的存在是 “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民营部门”产生的关键。尤努斯正是一位“为社会良知所驱使的企业家”，没有他，就没有格莱珉银行。

二、“为社会良知驱动的企业家”对中国的启示

   尤努斯的理论和实践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在孟加拉可以做到的事，在中国就做不到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为什么没有“格莱珉银行”

    孟加拉是一个小国家，1971年才成立，当时的孟加拉千疮百孔，经济被摧毁了，无论是技术上、人才上还是资金上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格莱珉银行”就是产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下。而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人才资源都远远超过孟加拉，中国政府更关心穷人，并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为解决贫困问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比较中国和孟加拉两国的条件，我们发现中国相对于孟加拉国来说，有很多好的条件更适合“格莱珉银行”出现。这主要包括：

    第一，土地政策。新中国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运动让我国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1978年实行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孟加拉的农民幸运的多，除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说，他们大部分可以生存下去。

    第二，妇女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贯奉行男女平等的政策，无论是就业、教育等方面，中国的妇女都比孟加拉的妇女幸运得多。如果向妇女贷款的话，也不需要回避，受人怀疑，妇女本身也没有恐惧心理。这方面来说中国有比孟加拉有更适合“格莱珉银行”的条件。

    第三，政治局面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政局一直比较稳定，除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特殊的阶段，中国不存在像孟加拉那样动荡的政局。从这点来说比孟加拉更适合“格莱珉银行”的产生。

    中国有这么多的优势，但是却没有产生“格莱珉银行”。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才，而是因为中国没有尤努斯这样的人。

    （二）中国为什么没有“尤努斯”

    尤努斯这个人并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因为个人的原因同政府官员有着一定的关系。他深切同情穷人，并且尊重穷人，在他看来，穷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才能，只要给他们平等的机会，他们一样可以成功；他对穷人不是施舍，而是要求合作，正是这样一种认可，让穷人感到尊严的认可，才让他的银行有了发展的可能。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有着独到的经营能力，但是他更热爱公共的事业。他有毅力，有耐心，不怕权威，这些让他和他的事业保持了独立性。他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不搞格莱珉银行，他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也好，作为一位银行官员也好，都有着很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些让他从事这个公共事业的激励变得与经济无关，从而也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改变他的初衷。

    尤努斯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代表公共利益并为公共利益发言的知识分子，他的发言让社会关注他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所谓“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具有实干精神，为了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去解决公共利益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努斯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中国并不缺乏社会活动家，也不缺乏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环境能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这是因为：

    第一，政府的态度。政府认为有关公共利益方面的事情是自己该管的，再加上考虑影响问题、政绩问题等等，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一旦有外人插手，政府就会采取行政措施和法律措施来制止。这里我想到北京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的负责人李丹的事例。李丹是一个斯文的北京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了艾滋病孤儿的悲惨情况，他下定决心来帮助这些儿童，他放弃了将要完成的硕士学业，成立了北京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他和他的志愿者来到了河南某地，去帮助那些艾滋病孤儿。但是当地政府认为这种行为是给当地政府抹黑，所以把他关进了监狱，把他召集来学习的孤儿带走了。李丹并没有害怕，他继续从事这个事业。现在政府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抓他们了，但是政府没有给这个从事慈善事业的单位任何帮助，按盈利组织收税，没有一点优惠；不给他提供艾滋病孤儿的消息，他们只能自己去寻找。李丹想帮助更多的孤儿，只能通过国际上的一些组织的捐款。他刚刚扩大了企业的规模，以便吸收更多的捐款，帮助更多的儿童。这些公益方面的事情本该是政府考虑的，但是政府没管，却又不允许别人插手，这无疑妨碍了实干型知识分子的产生。

    第二，社会的逐利导向。只要转型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相对圆满的解决，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就可能只会是选择性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新的价值观的牢固确立和社会利益制度化重新分配的基本完成。特别是在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基本解决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期盼出现一个完全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轴心或取向的自觉而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我想是不现实的。极端点说，个人利益其实是最真实的“第一推动力”。（吴俊，2004）在社会驱逐经济利益的导向下，很难有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个人的条件。有两种人容易成为公共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种是自身没有么特长，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第二种是自身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了理想来从事公共事业。这两种人是有着不同的结果的：第二种人在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后，利益本身对他的吸引力不大，他因为理想的力量而努力，他从事其他的事业也会很成功，带给公众利益对他来说比自己获取利益更重要。第一种人在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后，利益本身对他的吸引力很大，他很容易侵占公共的利益，从而改变公共事业的性质(程漱兰)。知识分子企业家献身公共利益事业的人很少，能够不怕社会舆论坚持下来，能够灵活运用市场运作，让所从事的公共利益的事业发展和壮大的概率就更小了。

三、结论：中国需要“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格莱珉银行”，是因为中国没有“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有许多问题光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特别是贫困问题。中国需要介于企业和公益组织之间的“以非盈利目的存在的盈利组织”，中国需要“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来建立这样的组织，来帮助政府解决这些难题。因此，中国需要呼唤“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党和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实干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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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穆罕默•尤努斯 《穷人的银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朱苏力 《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 2002.11
吴俊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因逐利而堕落？》羊城晚报 2004.09